200多种蝴蝶标本惊艳展出 武汉昙华林有个“蝴蝶艺术馆”
移动支付时代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支付方式以移动支付为基础。
但就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而言，尽管从1992年到1998年6月底，国家股占尚未流通的比重由51.31％下降到34.05％，国家股仍然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不久前，南京市的一位常务副市长，为了扭转熊猫集团公司的经营状况，亲自出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将两种性质不同的市场混在一起，就会造成股市运行上的混乱，增加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但我认为，这些退出机制是零散的和自然的。况且，我国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只占其总股本一个很小的比例，让其大部分股票流动起来的要求十分强烈。这说明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和发挥股票市场的这一功能，尽管企业债在企业的资金融通方面的作用上仍需大力发展。通过卖壳造成的退出，通过新公司的购并，使亏损的公司从市场上退出。
公司股票对公司经营人员激励与约束作用的有限性，使人们开始关注债权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政府监管部门应当从股市的运转中超脱出来，逐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政府的作用只是制定市场的规则和对市场的必要监督、仲裁。二是将货币政策委员会从目前的咨询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实行投票表决，发言记录在案，并延后予以公布，以供专家学者事后研究参考，实现社会监督和历史问责。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在事权划分上，虽然中央政府要向下分权，但是像国防、外交、国内贸易等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事权，中央政府则要牢牢把握，绝对不能下放给地方。其实道理十分简单：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赚钱是自己的，亏损是国家的。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否则，如果都是国有银行，就会出现高息揽存等风险隐患。
因此，只有实行地方自治，你才能够说，地方政府债务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否则，中央政府就得负责兜底。而所谓国退，我认为，在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经办民营金融机构的同时，国有资本，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资本，应当逐步退出商业金融这一行业。
第三，通常讲，地方自治是民主的学校，但凡民主化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从地方自治做起的。所以，要向前看，要与时俱进，想想未来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这样，既可以促进正规金融体系的发展，又可以适当压缩非正规金融体系的活动空间，化解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方面所面临的风险，并减少正规金融机构依靠市场垄断和利率管制获取超额利润的现象。否则，那么多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又是怎么维系国家统一的呢？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地方政府，光依靠中央政府的控制是不够的，因为中央政府毕竟人手有限，鞭长莫及。
但是，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行地方自治。就政权而言，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应成为独立法人，实行自主决策，独立核算，相互之间平等结算。有的人对商业银行民营化表示不理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也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摆在了突出位置。
金融改革如何实现关键突破？未来金融改革将何去何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必须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民营化和金融安全网建设三大基础性改革。按理说，应当是先划分事权，再划分财权，但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因为时间紧迫等原因，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划分财权上，而没能先把事权细划清楚，结果就出现了1994年以后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的局面。
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包括各级地方政府资本）退出商业性金融机构，有利于强化金融机构的财务约束，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有助于解决党管干部的老问题。因此，在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规范货币政策决策方面，需要做的事情主要有二：一是将中央银行脱离政府序列，转而对全国人大负责。
比如，地方政府出资兴办的企业就应当叫做地方公营企业，而不应统统叫做国有企业。但是压缩政府层级之后又会带来省级政府管理幅度过宽的问题，因此，又需要重新调整行政区划，总之，需要改革的地方还多着呢。如果从法理上讲，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就应负有无限责任，这就如同企业的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一样。为此，可以从两个方向入手，一是民进，二是国退。此外，国有资本退出商业金融领域还有助于减轻政府处置风险直接压力。应该看到，今年的金融工作将是十分关键的一年，不久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2012年及以后几年金融工作的重点。
其实，重要的并不在于是不是在校生，而是在于美国地方政府的财政主管，不是由当地行政首长自己任命的，而是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可是，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看那时经济学家们的争论，就会觉得很好笑。
有人说不搞联邦制，但是能不能搞地方自治？在现代市场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联邦制国家，比如说美国，从历史长河来看，它实际上是在逐步加强中央集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就使得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有所依赖。
不能老是拿着过去的框框去束缚未来。主持人：如果实行地方自治，那么中央政府会不会对地方政府失去控制呢？提地方自治在政治上会不会有风险？魏加宁：那不一定。
联邦制可能过于分散，而单一制又过于集中。因为利率管制会形成商品价格的扭曲，导致经济产业结构和商品投入结构的扭曲，造成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经济关系的扭曲。因此，必须深化国有银行改革，改善其治理结构，强化其财务约束，实行民营化。这对于地方首长来说，就是一种制衡。
但是，当时就是那么想的。总之，只要是出于公心，我想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利率市场化要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主持人：为什么要实行金融机构的民营化呢？魏加宁：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条件的，其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并且金融机构的财务约束要足够的硬。最后，在投资者保护机制（即第三道防线）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和保险保障基金，但是，迄今为止，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同时，为了不降低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建议将人行行长纳入三副两高体制。因此，应当加快推进这一进程，而不要等到危机爆发后再去亡羊补牢。
问题在于中央政府怎么去做。但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划分？是按照现行的五级政府体制去划分，还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三级政府去划分？因此，划分事权之前，还需要压缩政府层级，实现扁平化。加强央行独立性，规范货币政策决策机制主持人：你把金融安全网建设作为改革的当务之急，当前，中国金融安全网建设方面主要有哪些工作需要抓紧进行？魏加宁：首先，在审慎监管者（也就是第一道防线）方面，中国目前面临着两大关系需要加以理顺：一是经营方式与监管方式之间的关系。举一个例子，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一条新闻，说是美国的一个在校生当选为某市的财政主管。
从经营方式与监管方式的关系来看，必须加快推进金融混业监管进程，目前至少要尽快建立起监管协调机制，以应对日益深化的混业经营趋势。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应当尽快赋予地方政府（金融办）一定的金融监管权限，以使其能够对基层的准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活动进行监管，并承担相应的职责。
但是在实行分灶吃饭即实行地方自治的条件下，本应自立的地方政府就会把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视为是一种恩赐，会有感恩的意识。主持人：为何把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在第一位？魏加宁：理由可以有很多。
其实，问题出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改革的步伐就基本上停了下来，没有继续往前走，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议论。因为当前民间借贷风险形成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轮紧缩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另一方面又一直保持着负利率水平不变，结果导致大量的资金从正规金融体系中流出，存款不断下降，流向民间借贷。